(60)这也是政教分离的另一种方式，与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对宗教之于民主制有非常类似的分析。

[3]这一框架对数据治理给出了简单和复杂的两种定义。[9]张宁、袁勤俭：《数据治理研究述评》，载《情报杂志》2017年第5期,第130页。

（2）数据分散、不一致。文章来源：《财经法学》2020年第1期。（3）隐私、合规与安全。（一）数据治理内涵的不同观点 根据维基百科，数据治理用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实际上，法律不仅是行为规范体系，还是权利体系。

历史悠久自成一体的中国文化不仅有自己的话语系统，而且还有不同于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在我看来，不存在所谓的中国法理学，我们只有一个法理学。在此基础上，内特尔布拉德出版了第一部完整的法学百科全书《普遍实在法学的要素体系》（1749年）。

虽然它们往往看起来普适，但由于与特定法律制度的性质相关，也只有从这一语境中才会获得意义，这是部门法学无法逾越的界限。尽管学者们开始有意对既有研究进行深化或修正，以图超越苏联学说，但由于对其他学术传统的陌生和理论资源的匮乏，他们的论述往往带有直觉式的痕迹。这种研究为随之兴起的法学百科全书运动提供了知识论准备。它局限于对实在法的结构分析，而非从心理上或经济上去解释它产生的条件，或从道德上或政治上对它的目的进行评价。

[24] 百科全书总论的确立可以被视为法理论形成过程中的一条关键线索。[2]在此背景下，不仅部门法学与法理学相互疏离，不同部门法学者之间也同样难以对话。

从19世纪后半叶开始，一般法学说也逐渐传播到了德语区以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法理论是一门从内部观察者的视角出发，通过研究基本法律概念来致力于法律知识的一般化与体系化的关于实在法的规范学科，包括法的理论与法律科学理论两部分。例如，关于死刑之目的和正当性的一般讨论可以为法律论证提供价值论基础，但在司法裁判中就死刑问题进行辩论时，必须以现行的制度、制度背后的意图、判例等为限定条件，必须以进入教义学结构的方式来发挥作用。要促进诸部门法学的融通和相互理解，首先就要重视与部门法学关联最为紧密且同样采取法学内部视角的法理论研究。

[57]它强调特定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经济关系对法和法律关系的重要性，从而影响对基本法律概念的理解。他将法学区分为理论的和实践的两部分，尤其是区分了分论与总论，即个别的部分和一般的部分。[63]正义问题属于传统法哲学或法伦理学的关注领域。它的任务在于研究法秩序的构造，并提炼出用以分析一切法律体系的逻辑工具。

法理论可谓内在于法学的描述性学科。法理论产生自法律科学的一般化和体系化的要求，致力于创设统一的基本法律概念，而法律科学的出发点在于既有的具体法学分支学科的总论。

这也说明，法理学者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先闭门造好车，再去强行指导部门法学。在此意义上，它试图创造出的是部门法学的总论的总论。

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法理学的研究主题和方法日益多元，远远超出法的一般理论的范围。[58]进入21世纪后，德国亦有学者重新倡导对马克思主义法理论的重视，并希望对其进行符合时代需求的重构。尤其是作为后发型法制现代化国家，中国的法律制度和理论都面临着复杂的时空叠合的格局，各种学科及其研究范式几乎无任何时间差地一齐涌来。面对法律科学越来越显著的分化趋势，尤其是经典的学科三分法（民法、刑法和公法），德国学者们提出了作为法律科学总论的一般法学说，因为某些问题对于整个法律科学来说是共同的。它发端于历史法学时期，以19世纪的法学百科全书运动为其先声，而其作为独立的法学分支学科则经历了创始、成熟和多样化三个阶段，从一开始的分析法理论逐渐发展为包括多种进路在内的宽泛领域。它看上去既不像各式各样的交叉学科范式那样时髦，也不像各种直接围绕中国法治实践展开的研究那般有用。

作者简介：雷磊，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教授。[92]只有在充分地深入所有这些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全面吸收和适当转化，才能稳固中国法理论研究的基础。

法哲学和交叉学科研究的兴起反而要比它早。它对部门法学发挥着体系构造、学说批判和知识筛选功能，构成部门法学之知识和方法的法理。

由于国家被首先视为政治现象，所以并不存在独立于政治学之外的法理论。[74] 2.法理论的学说批判功能 法理论不仅致力于部门法学说体系的科学建构，而且要对教义化的部门法学研究加以反思和批评。

文章来源：《法学研究》2020年第2期。在当时的观念中，科学等于知识的体系。[44]同时，法是一个以基础规范为顶点、由众多法律规范依据授权链条组成的动态秩序或体系。最后，法理论在外延上包括法的理论与法律科学理论两部分。

但这种引介尚不系统和全面，中国学者尤其是对德国分析法理论传统的了解还处于一鳞半爪的状态。二是适应的面向，即让部门法学保持吸纳相邻学科知识或作出及时回应的能力，以维系法学的开放性。

[56]最后一种是唯物主义法理论（马克思主义法理论）。又是一种法学理论，因为它有别于法哲学和法社会学等从外部学科视角对法律的研究，属于法学自身的研究。

后者给出法律科学的主要概念和定义，提出一般概念、分类和法律命题。法理论在欧陆的发展大体分为三个阶段：创始阶段（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成熟阶段（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多样化阶段（20世纪60年代以后）。

人们之所以有时会产生法理论无用之感，是因为当迄今为止的法律实践及其背后的部门法学运行良好时，它的作用就是隐而不彰的。如纳维亚斯基，就以规范的概念为基础，分客观意义上的法主观意义上的法和法律体系三部分，对基本法律概念进行了详细讨论。这并不意味着它要使部门法学对一切外部知识都关闭门户，或者无差别地对系统外来的知识进行防御。这样构造出的概念只具有有限的一般性，形成的体系也只是部分体系。

[7]与此同时，从自然或理性中推导出得到科学确保之规范性知识的可能性越来越遭到怀疑。事实上，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学界已经开始陆续引入西方尤其是英美分析法学的研究成果，并将其运用于部门法学的研究之中。

这里的标准就在于，相邻学科知识能否以及在多大范围内可以基于法和法律科学的固有法则被重述。只有这样，才能将法律科学与法哲学以及法社会学区分开来。

[20]这些内容被视为属于任何法秩序的一般性内容。事实上，这四种类型并非依照同一个标准划分所得，它们既不完全相互排斥，合起来也不能穷尽权利的全部情形，所以其说明力有限，无法作为权利的一般理论。